扫码关注观看回放

讲座精要

• 新表现主义基本概述

• 德国新表现主义与哲学

• 德国新表现主义中的民族性

• 德国艺术家的自我认知和个性化
  

讲座回顾

杨起的

德国新表现主义专题讲座

文/石文凯&陆雪妮

▼

今日，我有幸在上海泰艺术中心与大家一起分享德国新表现主义（Neo-Expressionism）为题的学术讲座。我的目的并非单纯宣传某种特定的艺术风格，而是旨在澄清一个历史的事实：德国的Neo-Expressionism在当代艺术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一个德国艺术风格的体现，更是日耳曼精神在德国绘画及艺术表现形式中的独特诠释。它传达了艺术在不同观念、不同时代及不同情境下的多元表现形式。

杨起，德国新表现主义讲座现场，泰艺术中心，2024

Georg Baselitz，Auftritt am Sandtreich II，布面油画，2006

德国新表现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对观念艺术和极少主义艺术的反叛，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们以表现自我为目的，作品多以直率的笔触和扭曲的人物为标志，主题多与个人的生活感受，文学的神话叙事、民族主义的历史、敏感情绪下的心理活动和仁爱以及信仰等相关。德国新表现主义集中反映了德国的人文精神风貌。早期的代表艺术家有乔治·巴塞利兹（Georg Baselitz）、约格·伊门多夫（Jörg Immendorff）、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马库斯·吕佩尔茨（Markus Lüpertz）、A. R. 彭克（A. R. Penck）等艺术家。接下来，我将分析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艺术家的艺术风格、表现形式、色彩运用、构图技巧、空间感、距离感以及艺术形式，进而探讨德国新表现主义与哲学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马库斯·吕佩尔兹，《仿马雷斯——耍颜色的女》，布面油画，2002

在德国，艺术的定义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在探讨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时尤为重要。德国对艺术的认知深受其哲学传统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对艺术本质的探讨上，也反映在对艺术创作和欣赏的理解中。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 el）作为德国哲学的重要人物，他对艺术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德国的艺术观念。他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深刻的哲理观点强调了艺术作为感性表现形式的同时，也揭示了其背后理念的深刻内涵。这种理念与感性的结合，构成了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核心。

此外，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在1750年首次提出“美学”概念，将其定义为“感性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德国对艺术的理解，将艺术视为一种对感性世界的独特表达。

在德国的艺术教育中，这种哲学性的思考方式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Bernhard Heisig（贝茵哈德·海希格）作为当时东德莱比锡艺术大学受备受尊敬的教授，他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无疑受到了德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他的学生们，包括后来成为杰出艺术家的G.Richter  N. Rauch（里希特和劳诃），在创作过程中也必然受到了哲学性思考的熏陶。当代艺术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绘画的技艺知识教育，这也使得我们在探讨艺术问题时，需要借鉴康德等哲学家们关于经验和思考问题的观点以及浪漫主义思辨的哲学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德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及其在全球艺术领域中的独特地位。

杨起作品

杨起作品

安塞尔姆·基弗是中国很多作家、知识分子以及中国艺术爱好者非常崇拜的一个艺术家。提到基弗便绕不开德国二战的历史，因为二战中德国人对犹太人犯下的残酷罪行使得基弗的艺术中渗透着对历史及文化的反思。

上世纪70年代，基弗在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学习，师从约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基弗在绘画中用感觉去绘画，用精神去绘画，用自我的超越、自我的能力和信心去绘画。他在绘画是倾心一个整体的超越形象，一个和天地相应的效应。因为基弗相信alheimsins，即中国的语境中《易经》中的“太虚”。他认为我们活在人间，我们的存在都和“太虚”有关。在这个问题上，从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角度来说，从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一直到之后提出“Cogito ergo sum”（拉丁语原文: 我思故我在）的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都对存在作为一种现象提出了质疑，由此对何为“人”的问题打了一个大问号。在继往开来的德国辩证主义哲学里，海德格尔对Sein（存在）做出来精辟的论述：我们这里说的存在不是我们想象的已经存在，这个存在，即Sein，是一个先于我们想象的存在，我们是通过我们想象的过程来完成我们对存在的认识，他需要思考。

安塞尔姆·基弗，《马格瑞特》，综合材料，1981

被誉为存在主义先驱的克尔郭凯尔（Søren Kierkegaard）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也是从对事物怀疑思考的角度来论述，康德认为“没有经验的思考是空想”(Denken ohne Erfahrung ist leer)。因此对于德国思辨哲学思考的重视，影响了德国表现主义到新表现主义所跨越的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们均具有很强的个性，对于认识自我（ego）是一个重要课题。因此哲学所激化的思考和艺术的认识论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对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

德国的艺术教育强调民族性的重要性，对于艺术教授的选拔极为严谨。艺术家教授以自身的艺术风格来育人。国家没有指定的统一艺术教材。亚裔的德国美术学院教授迄今有三个：白南准、我和一个日本女艺术家。我们传授的不仅仅是欧亚结合的艺术，而是我们所代表的欧亚艺术里的世界性和个人艺术的特殊性。我一向认为，艺术的基础和创作理念始终要根植于个人的艺术情愫和自身的文化土壤。身份的转换并不意味着艺术风格的改变，我的艺术追求和表达因此始终保持着独特的中国和德国兼有的特色和我存在于当下新人文社会中的个性。

民族性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重要特征。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会受到其所在国家与文化背景的影响，这个本源文化因素不仅塑造了艺术家的审美观念，也决定了其艺术表达的文化代表性。当艺术家身处不同的文化环境时，首先会与该文化环境产生冲击与碰撞，进而建立起与之相关的紧密联系。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自我表现。因此艺术家的身份认同与其艺术创作之间存在着难分难舍的媾和。这既带来了挑战，也孕育了丰富的潜在能量。

杨起，工作室现场，华泰顶层艺术社区

以我个人为例，我出生并成长于中国，前期教育在中国完成并受益于中国文化和家庭文艺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父亲曾受教于苏州艺术专科学校并在南京中央大学师从徐悲鸿，母亲生于德国法兰克福，我们兄弟三人也都是职业艺术家。其后我在德国又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和西方艺术的熏陶，这一跨文化的经历对我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我抵达德国时，德国新表现主义正值波澜壮阔，这一前进中的艺术流派是在德国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中应运而的艺术风范。它激烈的表现形式和创新势头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德国我的经历从应邀去柏林艺术大学的访问学者交流开始，随后得到德国战后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亨利希·波尔（Heinrich Boll）的奖学金，在海德堡大学东西方艺术的两位著名专家雷德候教授(Lothar Ledderose)和瑞德（Riede）教授门下深造艺术博士学位。期间除了艺术创作和在欧洲不断的展览，还学习和探究了德国的哲学、文学和日耳曼精神对德国艺术的影响。同时也意识到，当艺术家成为国家的代表时，他们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本民族文化的热忱。这种态度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品质。当然在我个人的艺术创作中，我并未选择简单的模仿中国传统绘画或完全投身于西方绘画的怀抱。相反，我在中德两种文化中寻找到了最大的文化要素，并结合个人的艺术基调和情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达到了中德文化珠联璧合的神采。

杨起作品

在学术语境下，关于个体自我认知的重要性，以及其与艺术运动和历史背景的关联，我们可以进行如下论述。

对于个体而言，自我认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不禁要回顾一下新表现主义艺术的历史，特别是1974年在柏林莫里茨广场（Galerie am Moritzplatz）以赖纳·费廷（Rainer Fetting）为首，包括莎乐美、伯恩德齐默和赫尔穆特米登多夫等艺术家一起发起青年野兽主义（Die jungen Wilden），也被称为“新野兽”（Neue Wilden）。他们在1980年代初期获得国际赞誉，与前文提到的科隆与穆海姆的自由艺术组织（Muelheimer Freiheit）共同推动了艺术界的创新与变革。他们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这一哲学思想为他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赖纳·费廷的画面非常张扬、非常表现。

赖纳·费廷《麻布图舞》1983年 布面油画 2.82m x 2.13m

同一时期，以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山德罗·基亚（Sandro Chia）、恩佐·库基（Enzo Cucchi）三位艺术家为代表的意大利超先锋艺术（Transavantgarde）与德国新表现主义并驾齐驱，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艺术界的多元面貌。德国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发展历程中，非具象（Informel）的绘画风格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此，各种类型的因素与艺术成分相互碰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的自我认知与艺术运动的发展是水乳相融的。同时，艺术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背景、哲学思想、艺术流派之间的相互交流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艺术世界的丰富多样性，也为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艺术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Francesco Clemente  Seed  1991  Tempera on linen  24 x 24 in  61 x 61 cm

在深入研究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后，我深刻地意识到“艺术即人”、”艺术等于人”的重要性。当我提及“人”的话题时，常常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东方哲学与东方文化的反思，并对诗经、山海经和传说及神话故事里所有关于“人”的情节发生兴趣。人文的大环境与哲学的大背景始终是我关注的重点。毋庸置疑，从魏晋南北朝至今，在中国人文思想延绵的漫长历史中，中国美学的探索也始终围绕着“人”的主题。

我尤其想强调的是，在探讨艺术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艺术家自身的性格与特质。以德国艺术家为例，他们的性格中蕴含的坚韧与毅力，使得他们在艺术创作中能够不断突破自我，萌发艺术家关于艺术的下意识内醒。博伊斯曾经指出，艺术家在修炼技艺的同时，更应积极地将外在的束缚与限制抛诸脑后。这意味着，我们在掌握好求学时期的艺术基础后，就该忘记所学的法和则，由此让自己更早地在艺术上有所自我发现。也就是说，艺术家必须回归自我，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独树一帜。

杨起作品

在绘画史上，对于“人”的表现始终是一个核心议题。石涛曾提出“一画之法，乃自我立”，强调“我”作为个体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这种对“我”的强调，在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于“人”的探讨尤为深入。同样，在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中，对于人的存在与思维的深入探讨更有从柏拉图起始的传承。在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追求自我艺术的创新与突破。

我在德国三十六年间，创作和展览从未停歇，最早受德国非具象绘画的影响，其后随着德国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多方面发展，逐渐进入到德国新表现主义的风格，成为三十几个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团队里唯一的华裔德国艺术家成员。

在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和好友伊门道夫一起讲课，2006年一起应邀在德国路德维希美术馆举行双个展，自2002年起与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巴塞利兹、吕佩尔兹、伊门道夫、基弗、朋克、约克、波尔克等应邀参加了国际性的大型展。应该说得益于我个人的意志，我的艺术无论风格与表现形式上与任何德国抽象表现主义Informel(非具象)和新表现主义（Neo-expressionismus）艺术家们画法都不同，所使用的材料也不相同：我的线条既是狂放不羁的又是极简的，突出果断和刚毅。我的色彩或冷或热，是对比的和谐错乱。颜料不拘品种，比如过去在实验艺术中参合沥青的综合材料所组合出来的黑，厚重、奔腾又强烈。我也曾大胆地用处理过的宣纸代替白色的白，将其运用到画布上，利用综合材料与东方色彩元素，建立起关于我个人黑白的美学基础和新表现主义的艺术乌托邦。

杨起作品

艺术家一辈子都执着在和自己过不去中，个人的艺术挑战也将是永无止尽的。值得骄傲的是，德国媒体评论我的非具象绘画Informel“填补了德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中东方新形式的空白”。

2000年期间，我的新表现主义个人创作不自觉地将家乡的元素、东方式传统的文化象征与欧洲的文化符号相结合，作品由此渗透了中德两种文化、历史、审美与情绪的新意。在展览过程中，作品不断在德国和欧洲的美术馆、画廊以及巴塞尔、科隆、巴黎和西班牙等重要艺术博览会上与观众产生沟通与交流。2010年后，通过创作结合音乐、影像等艺术形式，我的创作中多了一层对中国和德国作为第二故乡的反思与怀念，先后在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捷克、南斯拉夫、中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不断展出。2021年我的艺术整体纵观( 绘画，装置，多媒体Lebenswerk)获得德国科隆路德维希美术馆的Wolfgang Hahn Preis 国际当代艺术提名奖，2022年我参加了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这些年来我的作品增多了个人的幽默、趣味和荒诞的哲理性，更宽泛地面对社会的真实，从人我出发，大胆地跳出视觉的三度空间和观众一起介入到作品的情境中，再次反应了我的存在意义以及不断递进的我与生活和社会往还的关系。

杨起作品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观点：如果我们能够借鉴悖反和谐contra-harmony的方法，结合德国自由艺术的精髓，建立一个与中国新艺术相媲美的观念，那么这将是一个极具意义的探索。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艺术风格，每个人都在为艺术付出艰辛的努力。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在艺术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展现出人类精神的卓越与伟大。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拥有与世界接轨的开放与包容。许多德国艺术家都曾经来到上海，并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上海不仅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还为他们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交流搭建了桥梁。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上海将成为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世界艺术贡献更多的力量。我的上海杨起艺术空间也寄希望和大家有着更直接和深入的交流。

华泰顶层艺术社区，2024

讲座后的讨论环节，来自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周长江老师和现场的诸位老师对杨起的传统家学背景、德国的求学经历、绘画的创作转变展开了讨论，认为杨起既有东方文化的积淀，又有西方主义的哲思，这使得他从文人画升华成了哲人画，并且成为了连接德国新表现主义与中国艺术的桥梁。

最后奥赛画廊董事长蔡彭城先生站在藏家的身份上认为杨起是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脉络清晰，阶段性明显。从早期以水墨表现为主，注重抽象表现，到后来转向关注当下生活，融入新表现主义风格，他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创作脉络。他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多次互访和展览，将两国文化的精髓融合，并通过艺术手法进行当代性的转换和表达。对于收藏家来说，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是否有价值和意义，关键在于其创作脉络是否清晰，观念思想是否一贯，以及绘画的阶段性是否明确。如果这两点都能站住脚，那么该艺术家在学术上就能站稳脚跟，未来的市场前景也会自然而然地显现，而杨起正是这样的一位艺术家。

杨起新表现主义讲座，泰艺术中心，2024